常青藤教育利與弊喬治·布什(George Bush)與副總統(tǒng)理查德·切尼(Richard Cheney)在白宮當政的那八年里，中國人喜歡開玩笑說，從耶魯(Yale)畢業(yè)能當總統(tǒng)，從耶魯輟學能當副總統(tǒng)。今年有五百名中國尖子生會爭奪耶魯大學2012級的區(qū)區(qū)十來個學位，因為他們相信耶魯文憑能帶來一生的成功、幸福與意義。
就像他們在美國與其它國家的同伴們一樣，這五百名中國學生似乎一輩子都在為了進入常春藤而努力。他們每天花兩小時練鋼琴、花一小時學游泳。他們不僅會解最難的奧數(shù)問題，而且還自學計算機編程。在北京四中、復旦附中或南京外國語學校里，這些學生往往是學生會主席；他們在艾斯特(Exeter)、安多佛(Andover)或者霍奇基斯(Hotchkiss)高中交流學習了一年，在青海的孤兒院當過志愿者，同時還上著最難的課、維持著完美的成績、并擁有著2300以上的SAT分數(shù)�；蛟S他們?nèi)鄙偎撸矝]什么朋友；或許他們總是身負壓力，并且沒有安全感；但他們知道，只要進入了耶魯就成功了，就不再會感到如此的孤單與憂傷了。
然而，事實真是那樣嗎？進入耶魯或任何一所常春藤學校，對一個人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？我們都知道進入耶魯能獲得什么：引人注目的履歷；有錢、有名、有權的同學與朋友；以及最好的大學教育�？蛇@一切的背后有沒有代價，又需要怎樣的付出呢？
而如今，在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得成熟之后，我沒有當年那么肯定了。是的，耶魯讓我看到了新的世界，但它也讓我忽略了其他的領域。是的，耶魯讓我明白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，可以去任何地方、做任何事情。但它也灌輸給我一套狹隘的成功定義，這讓我注定會失敗、孤單與不快樂。是的，耶魯鼓勵我去追求自己的夢想。但它也讓我對那些能幫我實現(xiàn)夢想的人們心生鄙夷。
當然了，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，有至今的所作所為，并不全因耶魯。耶魯錄取的學生是廣泛而多樣的——最終，我們在大學與生活中的經(jīng)歷取決于自身的態(tài)度與選擇。許多經(jīng)濟學數(shù)據(jù)都顯示，上哪一所大學對我們未來的工作收入、社會地位，以及幸福程度沒有多大影響。然而，在仔細回想過后，我認為耶魯大學是一所自我選拔的(self-selecting)精英主義學府。掌管這所學校的學者們希望將自己的選擇與態(tài)度復制到學生身上，正因如此，他們沒能教會學生三個重要的人生道理。
那么，下面就是三件耶魯沒有教給我的事。
首先，我沒能明白，正如哈佛教授霍華德·加德納(Howard Gardner)在《智能的結構》(Frames of Mind: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)一書中所說，分析性智能——做數(shù)學題、分析書本與寫論文的能力——只是許多種智能中的一種。城市理論家理查德·佛羅里達(Richard Florida)在《創(chuàng)意階層的崛起》(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)一書中研究了真正具有創(chuàng)新力的公司與城市，他發(fā)現(xiàn)這些社區(qū)往往開放而寬容，具有多樣性與靈活性，并由擁有社交技能與同情心的人們維系在一起。正因如此，理查德·佛羅里達認為情緒智能(emotional intelligence)——解讀并操縱社交情境以及他人情感的能力——在如今比分析智能更重要。
但是，耶魯卻只明白、只欣賞分析智能。耶魯?shù)恼猩僮⒅貙W生的SAT、AP考試成績、高中成績單、以及申請論文，這些都是學生分析智能的體現(xiàn)。耶魯?shù)慕淌趥兤珢劾溲鴼埧岬母偁幮哉n堂，學生們在其中通過攻擊彼此的邏輯而提升自己的思維技能。是的，在這種過程中學生們的邏輯推理能力得到了加強。但是，他們的情緒智能卻被削弱了。在耶魯大學，學生們你爭我斗，為了得到法學院有限的學位，他們兇殘地將彼此對《李爾王》的分析批判得體無完膚。在這種充斥著個人主義、競爭激烈的氛圍中，我學會了如何將冰冷的分析智能作為盾牌，以偽裝自己在耶魯文化中所感到的痛苦與壓力、不安與孤寂。在耶魯大學，大家都認為我很聰明；可在現(xiàn)實世界中，人們卻覺得我驕傲自大、高高在上。
其次，我在耶魯沒有學會生活是一個學習的過程，是一趟知識的旅途。事實上，耶魯教育學生們說，生活的意義最終在于成就與成功——正如前耶魯教授威廉姆·德萊塞維茨(William Deresiewicz)在發(fā)表于《美國學者》(American Scholar)雜志上的《精英教育之弊》(The Disadvantages of an Elite Education)一文中所寫的那樣。德來塞維茨教授解釋說，耶魯?shù)膶W生們在高中時往往規(guī)避風險、小成即滿，這種心態(tài)在耶魯更是得到了加強。但在生活中，成功往往需要人承擔大風險、追求大目標，這在大多耶魯畢業(yè)生看來，是件超乎想象的事。
這并不是說，精英大學的學生們在畢業(yè)后從不追求風險較高、利潤較小的事業(yè)。但即便在他們追求這些事業(yè)的時候，他們也比其他人放棄得快。這似乎不合邏輯，因為精英大學的學生們在畢業(yè)時往往負債較少，并更有機會能靠家中的經(jīng)濟支持過一段日子。我原本也不知道這個現(xiàn)象，直到有一天我部門里的兩名研究生——一個來自耶魯，一個來自哈佛——提起了這件事。他們在談論嘗試寫詩的事情：他們的大學朋友們在寫了一兩年后就放棄了，可他們認識的一些學校名氣較小的人們卻還在努力。這是為什么呢？因為來自精英大學的學生們期望成功，并且期望立刻成功。從定義上說，他們只體驗過成功。他們的自我認識也建立在自己獲得成功的能力上�！安怀晒Α边@個想法讓他們感到恐懼、迷茫與挫敗。
1999年5月從耶魯畢業(yè)之后，我在北京的一所高中當英文老師——這是一份我既喜歡又擅長的工作。然而，作為一名耶魯畢業(yè)生，我感到這份工作的薪水與地位都太低了。于是我成為了一名記者。在耶魯學習英文文學專業(yè)的時候，我十分享受寫作。然而，我的目標不是享受工作，而是獲得成功——這意味著給《紐約客》(New Yorker)與《大西洋月刊》(Atlantic Monthly)等最出名的美國刊物寫文章。作為一名老師與一名記者，我自己過得還不錯：我受到學生與同事的尊敬，周游世界，認識了許多有意思的人，同時也在做自己熱愛的事情。我應該為此感到高興才對。然而，身為一個年輕的耶魯畢業(yè)生，我想要立刻成功。于是，當我沒能出版自己的書，沒能在雜志上發(fā)表文章的時候，我陷入了深深的沮喪之中。我感到迷茫、憤怒，并對這個世界困惑不已。威廉姆·德萊塞維茨說得沒錯：“不成功”這個想法確實讓我感到恐懼、迷茫與挫敗。
但我認為， 二十多歲時的我之所以如此不快樂，主要原因在于我將生活看做是一場個人主義的奮斗——這種心態(tài)高度體現(xiàn)了耶魯?shù)木衽c態(tài)度。我的教授們、我讀過的書，以及我與同學的晚餐交談都讓我確信，耶魯學生是被選中的一個團體，命中注定要升至社會頂層，去統(tǒng)領那些愚昧而粗俗的大眾——這一切應驗得有多快，這個社會就有多么公平與公正。我決心要靠自己獨立取得成功，以證明我有多么出眾——正因如此，我不僅覺得憤怒與沮喪，而且還感到迷茫與孤獨。這便是第三條耶魯沒有教給我的人生道理：幸福與意義并不來自成功與成就，而是來自家人與朋友們的關愛與支持，正如大衛(wèi)·布魯克斯(David Brooks)在《社會動物》(The Social Animal)一書中所寫的一樣。雖然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沒想通這個道理，我很幸運地在三十多歲的時候明白了過來，于是我回到了中國教書。這是我一直以來都熱愛的工作，在這里，我認識了一群與我抱有同樣教育理想的學生、家長與同事。
老實說，耶魯和常春藤確實有著一流的教授、上進的同學與世界一流的資源。那些有幸被它們錄取的學生們一定會經(jīng)歷一場改變?nèi)松慕逃�。但進入常春藤并非一件生死攸關的事，而申請這些學校的競爭卻又如此激烈。在一頭扎入其中之前，我們應當先理清頭緒。
首先，沒有任何有力證據(jù)表明常春藤學位會影響畢業(yè)后的收入。研究者發(fā)現(xiàn)，雖然常春藤學生與其它學校的學生在畢業(yè)收入上有差距，但是常春藤學生與被常春藤錄取但去了其它學校的學生相比，在畢業(yè)收入上沒有任何差別。這也就是說，如果你既聰明又用功，無論上哪所大學在生活中都會成功。
其次，為了取得成功，一個人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來自生活中的困苦與挫折。最終，是我們在生活中的態(tài)度與選擇——與人合作的能力，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，以及克服挫折的能力——決定了我們能有什么樣的成就。
最后，個人經(jīng)歷告訴我，常春藤教育——因為它熱衷分析智能而鄙夷情緒智能，因為它與現(xiàn)實世界的分離與隔絕，因為它的品牌與名望帶來太多自負——有時會讓學生們無法找到真正的成功、幸福與意義。
如果一切從頭來過，我在高中仍會上最難的課程、踢足球、當校報主編。但我會因為自己真心享受這些事情而去做。同時我會確保自己有時間與朋友出去玩，并且保持充足的睡眠。我不會被耶魯錄取，但我會成為一個更快樂、更健康的人。
別誤會了：對上了耶魯這件事，我還是感到很高興的。每次失敗只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自己究竟是誰，讓我們更努力地奮斗，以成為自己想做的人。對于我而言，耶魯是一場挫敗——可到最終，它只讓我變得更堅強、更明智、也更忠于自己。
學霸變?nèi)藲馀?/a>
